刘福田 - 绍棠逝世十周年祭——兼论乡土文学和运河文化
Mar 25th, 2007 by 纪念
04、被难22年注定土著人生
1957年，绍棠被打成三类“右派”，并被最高层定为文艺界三大反~党典型之一，被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。问题如此严重，何以没有受到更大迫害，十年浩劫也侥幸存活呢？大概这样一些因素：一是乡民地方保护传统。难得家乡出了个神童，四乡八里引以为荣，自然会全力保护；二是绍棠此后远离政治，蝈居乡野没再惹事生非，文~革时已非众矢之的，逐渐被外界淡忘；三也得益于绍棠从小在家乡的为人。
绍棠自述：“我少年成名，人小荣誉高。但是，在我父老乡亲面前，从来严守古礼，尊长敬老，因此被本村长辈、同辈、晚辈们称颂和爱护。”绍棠多次谈及儒林村父老乡亲保护他的往事，比如回乡之初乡邻对他的安慰和鼓励；遭“土皇帝”公社书~记追捕时，乡亲们故意知西指北……其间右~派“摘~帽”，绍棠在城里也只住了短短四年，文~革前大乱入乡，绍棠一直受到乡亲们全力保护，风声吃紧时甚至有人专门为他守夜……如此，绍棠才赖以熬过那段艰难岁月，这一熬就是二十多年！
二十多年故乡蝈居，绍棠已经被改造成彻底的土著。绍棠自述：“……时代给我安排的命运，是从农村中来，到农村中去，前前后后在农村生活了三十二年，而且主要生活在我那个生身之地的小村；光是挣工分，吃毛粮，就有十年，比起念书的时间长，比起我当作家的时间更长更多。”、“待我恢复创作权利以后，早就被改造得彻头彻尾、彻里彻外……”诸如此类的话，在绍棠的文字里近乎叙道。
绍棠原本就出身于农村，读书工作离开农村也时间很短，长期农村生活经历，注定了其土著作风和思想，并进而成为一种知性惯性，也就注定了他乡土文学方向。一个作家能写什么呢？只能写他所熟悉的生活。绍棠从事文学创作近五十年，不但作品内容写农村，而且主要在农村写，绍棠说：“我这个人，乡土观念根深蒂固，生活习惯也跟城市水土不服。我喜欢农村的大自然景色，我喜欢农村的泥土芳香，我喜欢农村的安静和空气清新，我更热爱对我情深意重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。”
这些话说得没错，但也有点冠冕堂皇，以绍棠客观的经历，不写农村又能写什么？有些话说得更实在：“我熟悉我家乡的每一户和每个人，熟悉我的家乡的泥土和草木。”、“土生土长所形成的个性，也就是我的经历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个土命人，是个土著作家，只能写土气的作品。”“我对农村比城市熟悉，对农民比对知识分子熟悉……”、“‘身在曹营心在汉’，我是个城里的乡下人。”……
绍棠21岁被打成右~ 派下放农村，到1979年复出文坛，经历了二十多年农村生活，此时已43岁，人过四十天过午，留给他创作的时间不多了，过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创作，不可能再去体验什么生活。“新时期十七年，也就靠挖库存过日子。”创作来源于生活，绍棠主要生活在农村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。
这么说或许有人会为绍棠“不平”：难道绍棠是写不来别的，才写乡土文学的吗？当然不能这么绝对，但可以肯定地讲，不写乡土文学，绍棠不会有如此成就。绍棠自述：“我念过大学，可以写教授，但我写不过宗璞。我写我熟悉的东西，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家乡父老。”、“当年我走上文坛时是个头顶着高粱花的少年，现在重返文坛又像个两腿泥巴的乡下老憨。”绍棠自己说。
他甚至曾经尝试，写《这个年月》时，绍棠说：“我对农村集市（镇）也很熟悉，只是由于以前没有写过，头一回写便显得手生。写得心虚，冷汗淋漓，笔头拐了弯，又回到我熟悉而又热爱的小村，变成了村庄为主，集镇为辅。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以后，我对自己的畏难守旧和绕道而行深感惭愧。”
被难22年，对绍棠来讲无疑是个灾难，这种灾难与其说来自现实，毋宁说来自孤苦的内心感受，对于一个有过神童辉煌经历，有思想又重感情的作家，这种打击异常残酷！为了避免更大灾难，绍棠这二十多年蝈居简出，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，这22年又正是大好青春年华，如此无情地被剥夺，也真是让人痛心疾首。这里有绍棠自己的责任，也有社会的责任，不管谁的责任更大，结果已不可改变。
不是没有过挣扎，这22年里，哪怕有一点点机会，绍棠都拿起笔创作，但在当时社会政~治背景下，这种努力成效甚微。一些文稿落魄中散佚，一些文稿人为地被毁，但这种挣扎也不是毫无意义，它起码让绍棠一直维持了创作状态，而且在被难这22年中，由于父老乡亲们的保护，绍棠不仅保全了性命，还创作并保存下了3部小说，那就是《地火》、《狼烟》和《春草》。这三部小说，在绍棠复出文坛之初，也延续了他在文坛的地位，以至绍棠重出江湖便名气不减当年！
有人可能有这种感觉，绍棠被难22年，这22年却好象是他人生中一段空白，这之前他是神童，这之后他还是文坛名人，这之前他在写乡土，这之后也是在写乡土， 22年好象对他的创作影响不大，殊不知这种影响其实非常巨大，巨大到方向已不可改变，只因为方向看似一致，倒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如果不经过这22年，绍棠可能一直保持乡土文学风格吗？没有人问，绍棠自己也说不清，但起码另外的可能性存在。也许有人不知，绍棠1957年曾发表《西苑草》，那就是一篇写大学生题材的小说。小说发表后绍棠受到鼓励，也曾经有过再写这类题材的念头，可是恰恰这一年绍棠被打成右~派，从此这种探索也就被扼杀了。
绍棠自述：“待我恢复创作权利以后，……对大学生活已经印象模糊和失去兴趣，只有全神专注地一心扑在乡土小说上。不过，在我的几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中，偏有一篇写大学生的《西苑草》，也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风光。”绍棠在这里的叙述，颇有点得意，如果没有被难这22年，绍棠难道没有可能尝试其它创作方向？
难说！这连绍棠自己也说不明白，为了寻找他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渊源，绍棠后来也有过这种叙述：1951年，“……于是，确定了我今后的创作方向──写农民，写家乡。”绍棠后来还回忆起《村姑》，说1957年创作的《村姑》，是实践“更要写实，更富有乡土色彩”自我宣言的试作。可是1985年又说：“我认识一些首长、名人、学者，解放前就来到北京上中学；对知识分子和城市生活不算不熟悉，但是我不敢写，因为我怕写不出特色，我的本质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？”绍棠自己也糊涂了……但不管怎么说，被难22年，已经注定了绍棠一生土著，没有了其它可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