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福田 - 绍棠逝世十周年祭——兼论乡土文学和运河文化
Mar 25th, 2007 by 纪念
03、21岁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因果
绍棠一夜成名神童神话，也同时注定了他未来挫折和磨难，一生因此呈现戏剧性，几乎一直在福祸之间摇摆，直到生命最后时刻。晚年绍棠还说：“诸子百家，我崇尚老子。老子的‘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依。’最为我信服。”福祸之间绍棠传奇一生：少年得志意气风发，青年受挫蒙冤被难，中年落魄又因祸成祥（因难不死），四十岁东山再起、终展宏图：建立起自己的乡土文学体系。
一生都是传奇，但就阶段和颠峰标志而言，传奇可以划分成三个，一是早慧而有神童之誉，二是21岁就被打成“右派”分子，三是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乡土文学流派。神童传奇的前因我已说明，现在继续21岁就被打成“右派”的因果分析。一个新国家新社会暂露头角的神童作家，怎么就一夜之间，又成了反动堕落的典型呢？前一个结果就是原因，人生总是这样因果连续。
绍棠早期人生道路实在太顺了！顺到了必然要极限而反，他13岁开始成名，14岁就被人称为“神童”（不是自封，神童一说最早于1950年春，《北京新民报》编辑宴明语），并从此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。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？胡耀帮后来一句话一语中的：“你哪里是什么右派，就是骄傲。”耀帮这么说是照顾面子，说得再白点就是绍棠当时太狂妄了！
我曾经写过一篇《不以成败论英雄？》，那里面明确：以成败论英雄相对绝对，但一旦极限到绝对的绝对，那就必然极端而反。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标准，成功者以成而狂就不是英雄，那反而说明自身理性缺乏，其成功本身主要不是基于自身理性，也就是说成就取得更多靠外在机遇，这用在绍棠身上恰如其分。
我现在还不想讨论绍棠被打成右派的是非曲直，只想说被打本身就是咎由自取！刘绍棠不作那篇《讲话》发言又能怎样？被打成右派也是早晚的事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不管言行有没有错，他当时太狂妄了！或者真以为自己是神童？
绍棠后来自己回忆起这段磨难，虽然对“划右”本身还是愤愤不平，却也进行过深刻自我反思，显然直观了自身失误。“……当时不但我自以为是，几个身居高位的长者也为我捧场叫好，使我更加热昏。”、“一九五七年春天，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。有如无酒不成席，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。‘轻骑队’横冲直撞，终于一头碰在了《讲话》上，招来塌天大祸。”
绍棠说：“‘不知天高地厚’，是五十年代周扬对我的评语。”、“那时，我在团中央，一向童言无忌，到了文艺界，也就不知忌讳；周扬是代表党主管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，在文艺界令人十分敬畏，我的放肆，给他留下了不良印象。”、“当头棒喝，我懵了头，从此有机会便顶撞他。因此周扬在《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》中批我的篇幅，仅次于丁玲。”
13岁就成为“神童”，主要是因为别人吹捧，虽然绍棠也确有其才，但是文才之外少不更事，不知文途也是道路艰险人心叵测。这都是绍棠自己的责任？也不尽然，人有一得必有一失，环境造就绍棠幸也不幸。所幸者少成才名，不幸者因才而狂、因狂而祸，正所谓“成也萧河败也萧河”。
当时也不是没人提醒他，就绍棠自述，胡耀帮、邵荃麟等许多人，在前地都善意提醒甚至警告过他。早在1956年春，绍棠带头闹“全国青年创作会”，当时耀帮就指正他不该口出狂言，攻击文艺界领导。但绍棠却“不知好歹”（绍棠自语），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。胡耀帮何许人也？绍棠也真是狂到没边儿了！
直到1957年运动前夕，久经政治沙场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，还三次与之谈话提醒：不要再受邀请参加会议发言和写文章，劝立即返回乡间。绍棠多年之后醒悟：“这位心地高尚善良的革命长者，明明是在保护我，是想从灭顶之灾中把我拯救出来。虽然我终于在劫难逃，但是每一思及荃麟同志对我的慈爱和仁德，五内感恸。”绍棠少年太顺，这时狂妄已极，自是在劫难逃了。
但直到绍棠辞世，他也没有完全悟透获罪本原，一直以为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，根本责任还是在政策有误。对于其他许多人，绍棠这个观点没错，但只有对他而言，被打成右派更多是咎由自取，政策本身仅仅是被人利用。
不过也好，以绍棠至死不悟的态度和性格，如果侥幸逃过这一劫，那“文革”之中将必死无疑！比较一般人，绍棠的磨难多出十年，但多出这十年，也让绍棠捡一条命，是幸还是不幸？也难定论。绍棠五七年如果不被划右，到文革也不过十年光景，他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乡土文学体系吗？没有可能。
现实已经是结果，如果从结果意义而言，绍棠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劳筋苦志正是必要过程。可以说，没有这被难的二十多年，也就不会有绍棠后来的乡土文学成就和体系，但如果真的没有，那他又终于会是怎样的表现呢？假设还可以很多，但历史真的不能假设，现实就是现实，无法更多想象……
绍棠13岁成为神童，21岁被打成右派，从此开始20多年被难，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出生地蝈居（绍棠书房名蝈笼）。还好绍棠决策准确：小乱进城，大乱下乡。因此一直受到乡亲们保护，并没有遭受太多苦难。
不管放牛、看场，还是淘沙、挖河，绍棠在老家农村还算过得不错，那时候一般农民又能过什么好日子呢？绍棠后来披露，他当时有两万元存款，二十年都揉进日子花了，到1979年只剩下两千多，可是当时两千都不是小数字，有这两万元垫补日子，那生活可能比一般村民还要好些。
一个下放回乡的“右派”分子，文革中连个批斗会场面都没有亲见，绍棠自己也感觉说出来别人会不相信，面对现实还有什么不知足呢？绍棠家乡儒林村的村民们，说起来也间接为文学立了大功，绍棠复出后竭尽全力于乡土文学，满腔热情地讴歌家乡父老，也算得上知恩图报。许多事成因都非常复杂，不能简单评判，这种感觉我研读了《年谱》后，更加确信无疑，凡事如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