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福田 - 绍棠逝世十周年祭——兼论乡土文学和运河文化
Mar 25th, 2007 by 纪念
11、误解绍棠造成极端偏差
绍棠对当代运河文化、尤其是运河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，这本身明证了绍棠的个人成就，也客观地丰富了运河文化，造就了运河文学当代一次创作高潮，绍棠功莫大焉！高潮之下后浪奔涌，绍棠及其同时代名家之后，王梓夫、张宝玺、刘祥、郑建山、孟宪良、刘康达、张果珍、胡绍先，张春煜……等等，又一代名家出现或暂露头角；再下一辈是风军、正罡、松岩、张建、余莹、冬兴、春梅……等等等等；更新一辈人更多，但我大多已叫不出名字。这种后来发展，更是呈现出集团性趋势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文字质量越来越好，通州文化氛围越来越浓，“文学之乡”美誉越来越响……
绍棠曾经这样说：“通州在京郊占有经济优势，更占文化优势，国际评定通州为文化模范县，通州应该努力建成高级文化城……”在绍棠及其同时代大家实践和直接指导下，运河文化事业发展更是后势强劲，这是绍棠及其同代大家历史性的功绩。
但是功绩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负面影响，尽管这种影响微乎其微，而且根本不是前辈的责任。凡事相对，绍棠对运河文化的影响也是，我的师长辈不少人，被绍棠乡土文学形式束缚，至今还没有走出形式主义围城，同辈文友们则问题主要出现在思想、语言上，思想上是认识不深刻，语言上则有些过火……这种状况其实堪忧，如果讳疾忌医，那就不是在维护绍棠，反而是对绍棠的大不敬。
绍棠虽早有神童之名，被难22年也没有自暴自弃，但这其间毕竟损失惨重，复出文坛开创乡土文学，堪称聪明也总是以短为长，形式本身难免局限，绍棠对此无数次谈及，偏偏许多人只看形式，反而忽略了其文学思想深刻内涵。舍本逐末会是什么结果？只能使绍棠开创的文学之路越走越窄，这是绍棠所希望的吗？乡土文学的开创，成就了绍棠一代大师的地位，但绍棠对文学的根本贡献，却不在这种形式，而更在其思想内涵，真的学习绍棠，那就先要理解绍棠。对绍棠文学思想理解偏差，除了形式主义之外，还有一种极端倾向，这主要表现在我的同辈文友之中。
仅以文学语言方面为例，本来讲究语言是绍棠思想的精华，但学之太过者，只追求语言形式，而且生搬硬套，极端到流于粗俗。绍棠说过：‘粗俗’既不滑稽也不睿智，更与幽默无缘，当列入污言秽语之类，自然绝无审美价值可言。而油嘴滑舌地“侃大山”和油腔滑调地耍嘴皮子……自以为能，并且被“托儿”们吹成“盖老舍”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”可见绍棠文学思想要深入理解，以偏盖全会终于片面极端。
绍棠注重语言自身特色，曾说过要“我写我话”，这句话被一些人绝对起来，有过分追求语言特色者。语言本身很好，但话都让自己一个人说了，笔下人物不管什么身份，都一种腔调一个味道，好东西吃多了一样让人倒胃，而且这也不符合事物客观规律。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知道，绍棠还引过老舍先生一句名言：我决不让我笔下的人物说我的话，我必须写出人物自己的话来。
那么究竟该“我写我话”，还是“我写人话”呢？那显然该看内容需要，一般类理论性文章只能我写我话，而小说故事又必须我写人话了，这根本不能一概而论。许多人都以为绍棠文字多乡土气息，可本文所引绍棠文字多出自短论，这些短论理论性较强，绍棠多是在我说我话，读者可嗅出多少乡土味道？绍棠究竟是个文人作家，自己说话也是文诹诹的。还有更极端的偏差理解，为语言而语言，忘了语言的目的，我写我话、我写人话都不行，居然强求“人写我话”，那就连一般常理也不讲了。
每个人语言都有自身特征，我写我话时只能说自己的话，学人不成丢了自己，那说出来反而不是人话。比如我多写理论性很强的文字，语言难免奥涩一些，这是内容需要，有人就不以为然，好象我说的就不是人话。人话人话，那是别人说话，不能强要人说我话，这未免有点太霸道了！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谁也不要自我标榜，我说我话对我而言就够了，我平常就这么说话。
当然语言技巧需要讲究，这方面我的师长朋友对我帮助很大，比如刘祥老师几乎最早启蒙了我的文字语言，郑建山老师对我也是指教颇多，并十分中的，还有张建，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“的”、“了”太多，这些都对我帮助很大。我的文字语言确实不少问题，但主要在技巧方面，这我会不断修正，不过语言特色我不会丢，这也才是我。
偏差还表现在行为上，一种是懒惰，一种是功利，懒惰在上进心后也需要鞭子，功利则更可怕，弄不好还可能影响到人品。绍棠告诫过：“乡土文学创作，很难一炮打响，一举成名，这就要耐得住寂寞，不可急功近利。”因此而来还可能狂妄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甚至开口就是：“我写东西从来不改！”绍棠又怎样？绍棠一生都在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，有的作品甚至修改无数次。绍棠语：“我还算是个语言上比较讲究的人，但是今我之视昨我，越看越有气。”难道我辈中已有人现在就超过了绍棠？也许。
急功近利和狂妄进而导致不团结，文人相轻，看不惯别人，容不得异己，看不懂就说人家狗屁不通，以己之长招摇过市，以为自己任何地方都胜别人。这可能吗？绍棠有关论述前面已谈到很多，这里无须赘述。绍棠说过：“文艺界的不团结令人忧心，却又讳疾忌医，因为说穿了便彼此面上无光。”看来这种渊源更早。
这方面绍棠又是怎么做的？前述绍棠谈与浩然关系已是一例，这里不妨再看看绍棠与王蒙。绍棠说他与王蒙观点颇有分歧、各执一词。但相互是好朋友，互相关心互相尊重，有意见也会畅所欲言，百无禁忌。
一次聚餐，王蒙直言绍棠《地母》写得不好：“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，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。你还是写你的运河、小船、月光、布谷鸟……田园牧歌。”绍棠说：别人或听得耳冷，但我却因而引为知己。“当《蒲柳人家》和《瓜棚柳巷》等中篇小说发表时，王蒙跑到我家，登门祝贺，大加赞赏，那激动之情和狂喜之态，烧得我热血沸腾。”这就是两位文学大家！成就本身暂且不论，大家起码要有个大家风范，否则又怎么能当得起大家？我们要学习前辈的人格优点，不局限其形式，还要理解他们的思想，如此也才可能赶上甚至超越他们，学点皮毛就骄横拔扈起来，那就是愧对前辈了。
好象说得远了，其实这只是一例，诸如此类问题不少，只举一例才说多了，但类似问题不用再说，举一反三道理自明。绍棠在文学形式上的成就，我们必须客观对待，乡土文学形式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我们与其看形式本身，不如多想想绍棠为什么这样选择，那收益就在形式之外，甚至在文学、文化形式之外了。绍棠成就不仅是文学本身，其人格品质更值得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好好学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