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传
(有删节)
刘绍棠
1936年2月29日，我出生在北京通州大运河边的儒林村。1948年参加革命。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此专业创作，是个一辈子从一而终的完整文人。
三千里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，是我那生身之地的通州。……我是北运河东岸的儒林村人。6岁那年，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北运河东岸，我们儒林村由于地处运河的河湾死角，运河滩上草茂林深，一直被日、伪、国民党忽略。共产党、八路军(解放军)、民主政府的领导机关，便以儒林村为“堡垒村”，隐蔽休整秘密办公。我家就住过14军分区司令员，三(河)、通(县)、香(河) 联合县支队长，京郊武工队的队长。他们3人都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。武工队长是个神枪手，非常喜爱我的顽皮、淘气，常带我去看他打枪。他喜欢在月黑天，百步之外插上10枝点燃的高香，两支驳壳枪左右开弓，嗒嗒嗒嗒……10颗子弹飞出，10枚香火熄灭。不知不觉潜移默化，我有了政治觉悟，加入抗日救国儿童团，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……
战乱年月顾不上教育，北运河东岸几百个村庄没有一所中学。我念完了小学进一步深造，只能到国民党统治的北平报考官立中学公费生。北平市立男二中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120名，考生竟有5000人。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，虽然是头一次进京赶考，土头土脑却勇气十足，出场毫不怯阵。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 5000人中考了第一名；受到学校当局的青睐，也引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注意。
我虽然来到国民党统治区上学，但是共产党的教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。国民党利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“左倾”幼稚病的过火表现，恣意歪曲事实，进行反共宣传，我便在同学们中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说明真相。国民党学校当局把我传唤到训育处，对我威胁恫吓，我沉默不语，但拒绝“认错”。早已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高年级同学便认定我是“自家人”，带我到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和三院礼堂参加活动，观看演出，学唱解放区革命歌曲……
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，国民党学校当局鸟兽四散，停课、停水、停电、停止伙食。学生宿舍被国民党兵强占，留校同学挤住在几个教室里，自谋生活，自己做饭。我虽然是公费生，但国民党并不准时发放公费(老师的薪水也月月拖欠)，所以我还得在课外卖报挣钱，勤工俭学。学校停课以后，我变成了“专业”报童。每天卖报返校，都带回多种报纸，供同学们阅读。国民党报纸不是造谣就是撒谎，于是我便加以剪贴，组合一张新报。每日停电，冬季又夜长昼短，大家都盼望光明到来，我顺应民心民意，就给这张剪报命名《光明报》。国民党报纸的谎言自相矛盾，破绽百出，我分门别类剪贴，一一对照比较，同学们读后哈哈大笑。一天，一位同学找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“民联”，我即由他介绍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。1949年我在开国的礼炮声中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1953年我入了党并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。因而，我首先是革命者，其次才是作家。195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，越发一帆风顺，青云直上。 1956年，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创作会议，20岁的我，是代表之一。会后，被吸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。
我21岁被划右时，已经出版7本书，也就狂傲得“不知天高地厚”，娇骄二气十足，轻薄与浮躁兼有。我想，不必故作谦逊。当时我那些作品证明，我的才气不低，灵气不差。然而，也正是这些作品证明，我的创作浅而飘，不厚实，不深刻。
